说句悲观一点的话，作为社会的一份子，建筑师的一举一动都要打上这个社会环境的文化烙印，几乎没有人能够逃脱。从社会发展来说，每一年、每一天、甚至每一分钟，都有当时的时代背景与特色，建筑师就是要挖掘这些时代的文化因素，用他的建筑语言来演绎当时（当地）的人文精神。

历史性地标的维护——审慎原则与观念碰撞

视：谈到历史性地标就要有维修的问题，而这又涉及到一个主观性选择的问题：哪些值得维修，怎么维修？从这个角度而言，人们可为历史地标赋予新的含义，您怎么理解这个问题？如何尽量避免将后来人不妥当的主观意图强加给历史地标？
张：确实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在维修标志性建筑时，经常需要把某一段时间附加在上面的建筑拆除，究竟是哪一个时段的附着物值得保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建筑师与政府官员的主观判断。
在国外维修地标中有所谓填补的手法，要填补又要维护，问题就来了，要填补的东西究竟参照地标在其存活

时段中哪一个时点的状态呢？就象罗马斗兽场，其斗兽功用存在了数百年，后来人要填补的参照状态是其第一天的样子呢？还是之后几百年的样子呢？这其实涉及到一个文化价值取向与判断的问题，而谁有资格进行这个判断，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举一个不太恰当的例子：清朝在编纂《四库全书》时，哪一段是叛逆性的 历史记述需要舍弃，哪一段是正统性的历史记述需要强化，取舍之间，参与者就可以通过自己的主观选择改变真实的历史。 同样，一个地标建成后，后代的建筑师在维修过程中还是有很大的权力去改变它的本来寓意，并进而改变后代人所看到的建筑形态与空间背景。
对于后一个问题，我觉得除了加强建筑师本身的素养与责任感之外，政府公共部门也将起到关键作用。在维修过程要抱有一个审慎的原则，每做一步都要判断本国人的接受程度，反问这样做其背后有什么理论上的支持，尤其关键的是，要把本地、本民族文化精华的延承——而非单纯的政府面子——放在首位；此外，政府应该在宏观层面制定一个总体的历史地标保护战略，从法律、规划原则等方面对其加以界定。
我想以20世纪90年代我参与的外滩汇丰银行维修项目为例，再阐释一下这个问题。在50、60年代建国后的初次维修工程中，当时政府对于外滩的文脉持有一种爱恨交集的复杂心态——一方面它是代表了西洋人统治中国的一段历史，另一方面它又是具有很高艺术价值的文化遗产。中西方在维修地标方面的理念差别也发生了集中碰撞：当时国内的观念是越新越好，所以将这座建筑延承自古希腊建筑传统的若隐若现的凹勾缝刻意凸现出来，并且将其生硬地处理得横平竖直、整齐划一，好像为这些建筑打上了横竖格子，破坏了建筑物的整体感；此外，为了宣扬所谓的文化光荣，在建筑物上装满了探照灯——白天看来像是布满乌鸦一般，晚上在视觉上建筑物被横向分割——破坏了代表这座东亚地标尊贵身份的面宽。针对此，我们在后一次维修过程中主要采用了两种手法，其一是用温和性的清洗液慢慢褪去其表面一层的肮脏物，其二就是把主要照明灯独立在建筑物之外，通过泛光效果来烘托建筑物的整体感，只是在建筑物的表面画龙点睛的布置几盏灯。

地标设计理念——文化符号与实体建筑的精妙融合

视：从设计的角度，是否可以认为，地标建筑与当地文脉是通过特定的文化-空间符号来完成沟通的，那么您认为选取文化－空间符号的原则是什么？
张：可以这样认为。通过与地标所蕴涵的文化符号产生共鸣，是社会认同地标建筑的一般形式。文化符号是很多的，有全球性的、有本地性的、有东方的、有西方的，在Robert Venturi——我很尊敬的一个建筑师写的一本书中，中文译名大致为《建筑的内涵与表现》，他也提到西方建筑物中的文化符号比比皆是；我们中国的古建筑物同样如此，即使细微如屋脊上的保护兽都是代表了权力等级的一种符号。一般而言，在建立标志性建筑与文化符号的空间关联过程中，最大的困难不是放不放文化符号，还是放多少以及怎样搭配文化符号，才能使地标建成后让人感觉有薄有厚、有轻有重、有正统有另类、有的鲜明直白、有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进而创造令人憧憬的意境。
正如我所提到的，建筑也是随社会文化而演进的，既然我们认同标志性建筑是对当代乃至未来社会文化精神的空间沟通工具，它的设计理念，尤其是文化符号的运用方式当然是可以更新的。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当我们迈入了一个多元化的新世纪，上个世纪所通用的LESS IS MORE、追求设计符号单纯化一的设计理念也不是不能更改的。

视：在具体地标设计中，如何使文化符号与实体建筑有机融合，您有什么心得？
张：怎样通过建筑语言使空间实体与文化符号发生微妙的关联，进而在地标设计中使人感觉眼前一亮，有所领悟，在多年后仍记忆犹新，甚而有捻花微笑的禅意，是每个建筑师所追求的境界。我认为，这种处理手法应该是含而不露、妙在似与非似之间的，例如迪拜的阿拉伯塔酒店，似帆船而非帆船；上海的金茂大厦，虽是取中国宝塔的寓意，但是把真正的宝塔摆在旁边还是有区别的， 其关键在于一种微妙的神似。
总的说来，我的看法是，在地标设计中，不怕符号多，但是要体现当时社会环境的文化精髓，并且加以合适地搭配。同时也要顾及投资、功能的使用、以及方案的可实施性等其他因素。

视：在地标的设计上一般有哪几种风格？您个人倾向于哪种风格？
张：最概括的说，地标的设计手法有两类，一类是融洽于当地的周围环境之中，另一类是找反差，以便与其背景空间形成值得玩味的序列形式。如果再深究下去，我可以举一个形象的比喻，既然人们称建筑师为空间艺术的诗人，那么将地标设计的一般风格与唐朝的四位大诗人——李白、杜甫、白居易、韩愈——的文风做个类比，是比较合适的：李诗天成，信手捻来就可口绽莲花，是可遇不可得的灵感天才；杜诗沉郁顿挫，是一个综合了很多文化背景的诗人，字斟句酌，以诗为史，鞭挞时弊；白居易，则是另一类找灵感的天才，所不同的是他的诗能够做到从浅入深，朗朗上口，可以沟通上至达官、下至黎民的各个阶层；还有一个是韩愈，旁征博引、奇特雄伟，很多时候你没有读过几千本书就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在设计上我不敢奢望达到以上四位在诗歌上所取得的对应成就，但是就地标设计的入手而言，我比较欣赏白居易的风格，因为这样可以通过一个可达的阶梯让社会广泛理解与认同你的设计理念，其他的风格不是天才很难做到。

视：最后，我们聚焦到由您操刀并中标的天津滨海新区新地标项目，请您详细谈一下这个项目的设计历程与感悟？
张：具体到天津泰达这个项目，从2005年接到标书的那一天起，我们就一直思考怎样赋予它时代的特色，其中一个最显性的因素是，2005年是一个以2字开头的新纪元，我们可以回顾，但是不应该重炒冷饭，而要把眼光放在未来。除了建筑本身必须要沿承的物质因素，我们在设计理念上一直在寻找它与过去时代、其它区域的建筑的差异之处，所以说创新是我们此次设计的出发点。
另外，既然是地标，那我们就要考虑什么样的地有什么样的标可以标。泰达项目所在的天津滨海新区，是中国继深圳、浦东之后第三个面积超过2000平方公里的发展区，其地位非同小可。滨海新区的最大优势是拥有一个全年候的不冻港，可以照顾到中国广大北部区域乃至远到西伯利亚的货物进出口，吞吐量只会增不会减，已经具备了天时地利的投资条件。 此外，既然是不冻港，应该说就与工业与生产密不可分；那么，除了一个显性的“船”可作为提炼符号，还有什么可以进一步挖掘提炼呢？我们的结论是集装箱—— 集装箱抽象而言是个容器，可大可小，可封闭可开放，是一个世界上所有港口的最佳象征符号，对于天津港这样一个集工业生产、港口物流于一体的战略枢纽，没有什么比集装箱更合适的文化符号了。要知道，全世界只有很少的资产是用无线电发送出去的，大部分资产还是以实体的容器加以传输的。另外，既然我们要体现当地生产的丰盛、物流流量的丰盛，我们就要用不只一个的容器来体现数量级的概念，所以在具体设计中，我们把容器的概念单元化，模块化，将其以数个容器重叠错位的形象展示给世人，这些视觉上旋转的容器体也寓意了开发区日新月异的发展前景。如果项目得以顺利实施，在未来的天津滨海新区，你可以看到一座气势磅礴的建筑，不同于一般地标只在一个角度才能展现自己最美的一面，它面向八方、海纳百川——从各个角度看去视觉都有所不同，值得品位；而夜晚的泰达大厦将更加迷人，依托箱体模块四角螺旋上升的建筑灯光，璀璨精美，更使它在整体上犹如一座现代灯塔，指引滨海新区——天津——乃至整个环渤海湾乘风前行。
从上面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提炼总体设计理念时，我们既没有孤立于城市发展与普及文化背景之外，又以建筑语言精当地将其加以体现强化。此外，我们在一些细节上也做到了尽善尽美，比如建筑智能化系统的结合，提倡绿色能源的使用、中庭挑高设计乃至三维绿化等等，都有独具的匠心在其中。■